你人生中花过最“值”的一笔钱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不是买了什么名牌包，也不是去了多远的旅行，而是十六岁那年，我妈咬着牙掏出的那一万块钱——它买回了我的笑容。
确切地说，是买回了我敢笑的勇气。
高一国庆节，我垮着一张臭脸走进了牙科诊所。心里憋着一股火，怨我妈：明明答应了又拖，是不是舍不得钱？那时候家里是真紧，我刚上高中，学杂费、资料费、住宿费……花钱如流水。可当我真正躺在治疗椅上，看着头顶刺眼的光，听见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，那股怨气突然就泄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恐惧、期待、还有一丝羞耻的复杂心情。羞耻源于我的牙。
我的牙齿，怎么说呢，像是老天爷随手撒了一把米，门牙还算端正，但两侧的牙齿之间，留着明显的缝隙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敢放肆大笑过，拍照永远紧闭着嘴。最刺痛我的一次，是亲戚家的聚餐，我啃了一口苹果，一位长辈当场就笑了，指着苹果上那一道一道的齿痕说：“瞧这狗啃的似的！”一桌人都笑了，是那种无心的、却足以让一个敏感少年无地自容的笑。那句话，像根刺，扎在我心里好多年。从那天起，“狗啃的苹果”就成了我心里关于牙齿的全部注解。
展开剩余80%所以，当矫正的方案定下来，总计前后要一万左右时，我妈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做。”那段时间，她还顺带给我一颗蛀牙做了根管治疗，杀掉了神经。医生说：“神经没了，以后就不会痛了。”我当时懵懂地觉得，这像某种隐喻。
我的矫正之路，始于一位外国医生。因为我英语还行，能磕磕绊绊交流，诊所就安排了他。那是个很和善的大胡子，动作慢条斯理。粘托槽、上弓丝，我成了最普通的“钢牙男孩”。我以为一切都会这样平稳地开始。没想到，年后，那位外国医生因为工作变动离开了。我的牙套，被移交给了科室主任。
主任第一次检查，就皱起了眉头。“你看这里，贴得不齐，”他指着我的某颗牙，“还有这里，弓丝末端留长了，肯定会扎嘴。”他说的没错。从那以后，我的口腔噩梦开始了。那截多出来的钢丝头，像一根顽固的鱼刺，时刻寻找着我口腔内壁最柔软的地方。说话、吃饭、甚至只是吞咽口水，都可能被猛地刺一下。在学校里，我不好意思总去厕所处理，只能忍着，感觉到铁锈味的血丝在嘴里弥漫，就默默咽下去。每到周末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医生调整。当医生用钳子夹住那截钢丝试图弯折时，整个牙床的酸胀和刺痛让我控制不住地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、无处可逃的疼痛。
后来，医生终于想了个办法，把那截“凶器”末端仔细地弯折成一个圆滑的小圈，牢牢卡在最后一颗牙的托槽后面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那一刻，我几乎要感激涕零。你看，人对痛苦的耐受阈值是可以被拉高的，一点点改进就能带来巨大的幸福感。
戴上牙套，意味着和很多食物告别。苹果？那是传说中的东西。牙齿的受力结构变了，门牙根本使不上劲。想吃水果，只能回家让妈妈切成小块。饺子、排骨、甚至稍硬点的饼干，都成了需要小心应对的“危险品”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刚上牙套头几天，牙齿酸软得像是踩在棉花上，完全用不上力。晚饭吃饺子，我妈看着我用门牙徒劳地磨着饺子皮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进厨房，用勺子把饺子一个个仔细地压碎，拌上点醋和香油，推到我面前。“这样能吞下去。”她说。我低着头，把那一碗近乎糊状的食物扒进嘴里，心里那股之前怨她的劲儿，早就化成了又涩又暖的东西，堵在喉咙口。我没说谢谢，但那个画面，我一直记得。
我自认是个比较“老实”的牙套仔。严格遵守医嘱，不吃硬的、粘的，认真刷牙，买了各种正畸牙刷、牙缝刷、冲牙器，把口腔清洁当成一项神圣的工程。可是，我的牙齿移动速度，慢得像蜗牛爬。医生每次加力，我都满怀期待，但过几周复诊，他总会看着模型微微摇头：“变化不大，你这牙齿，有点顽固。”
是真的顽固。弓丝扎紧了，过不了几天，就能感觉到那种紧绷感在消退，牙齿似乎又在偷偷地、顽强地想要回到原来的位置。这种“拉锯战”持续了整整三年多。时间久了，甚至会生出一种奇特的麻木和陪伴感，钢牙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是我为“变好”所付出的显性代价。
上了大学，离家远了。复诊变成需要精心规划行程的大事。来回的车票、请假的时间、加上学业压力，某一次，当我又因为一根钢丝松动需要紧急处理时，疲惫感突然达到了顶点。我跟医生说：“要不，拆了吧。”
医生很惊讶，劝我再坚持一下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我当时就是觉得，太累了，不想再被这件事牵着鼻子走了。于是，在一个普通的下午，伴随着器械的咔哒声，我嘴里的金属框架被一一取下。当舌头第一次毫无阻碍地舔过光滑的牙面时，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空虚感袭来。我对着镜子龇牙，牙齿是整齐了不少，缝隙基本关闭了。但，似乎没有想象中那种脱胎换骨的惊艳。它只是“好了很多”，而不是“完美”。
保持器，我戴了。透明的，像一副隐形牙套。但或许是因为拆得有点早，牙齿的记忆还在，也或许是我后来佩戴不够坚持（晚上戴，白天偶尔会忘），慢慢地，下前牙那个我最在意的缝隙，又悄无声息地、一点点地回来了。发现那一刻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就像你辛苦爬上了一座山，一回头，发现又滑下来半截。我赌气似的把保持器扔进了抽屉深处。算了。
现在回头看那三年多的牙套生涯，它改变了我什么呢？
首先，当然是牙齿。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状态，但和最初的“狗啃苹果”相比，已是云泥之别。我敢笑了，大笑也没问题。虽然我性格使然，依旧不怎么爱笑，但“不敢笑”和“不想笑”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。前者是自卑的枷锁，后者是自由的选择。
其次，是对“付出”与“回报”的理解。那一万块钱，在当时的我家，是一笔巨款。它让我早早明白，有些投资，是关于“自己”的。它可能不会立竿见影，过程可能充满不适甚至痛苦，回报也可能不尽如人意，但它确确实实改变了你生命的某个基底。它买来的不是一件商品，而是一种可能性，一种修正。
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妈妈之间，一些从未言明的东西。我曾怨她拖延，却忽略了她筹措这笔钱的艰难；我曾羞于自己的缺陷，她却只想着如何帮我弥补。那碗捣碎的饺子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如今，我也能云淡风轻地拿“狗啃的苹果”来自嘲了，但那根刺被拔掉后留下的微小疤痕，提醒着我曾经有过的脆弱，也提醒着我被沉默地爱着的时光。
现在的一万块，或许没那么难以启齿了。但十六岁的那一万块，是我青春里最沉重也最轻盈的一笔投资。它没能给我一口完美无瑕的牙齿，却给了我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勇气，以及，对那份默默托举着我的爱的后知后觉的感激。
至于牙齿缝隙那点小小的“复辟”？看开了。或许未来某天，等我攒够了钱和心力，会考虑“二进宫”。但现在，就这样吧。接受那一点点不完美，就像接受生活本身一样。
哦，对了，如果你问还有什么“昂贵”的经历……大概就是后来在大学里做的一个小手术。那又是另一个关于疼痛、恢复和独立的故事了。费用倒是不贵，各种报销下来，自己掏了两千多。在号称“快递量第一”的家乡小县城医院里，七天就差不多活蹦乱跳了。你看，身体总会给我们出各种考题，有的用钱和时间的漫长来解答，有的则考验你快速愈合的能力。但无论如何，最终目的，都是为了更好地、更自在地生活下去。
现在的我，偶尔还是会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牙齿，然后胡茬拉碴地一笑。我知道它不够完美，但没关系。至少，当我真的想笑的时候，我可以毫无顾忌地，露出这口价值一万块、承载着一段漫长青春记忆的牙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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